谢谢辉耀邀请我来。没有想到是这样盛大的场景，以为就是几个同学坐一起交流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题目是否合适，既然已经碰上同学了，希望能跟大家聊一聊，谢谢大家！

　　我是1984年去美国上学，现在也有30多年的时间，那时候没有海归一说，现在变成海归了，所以我算是很老的老海归了。留学生这个群体回国以后，在经济、社会生活的思维过程中，比较容易发生纠结，因为这个群体的思维和大部分群体不一样，他们相对比较深地、比较早地看到了西方世界不同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生活方式、教育制度，这样一种改变，我相信对所有海归都有很大的冲击。

　　所以，从个人来讲，能不能适应好自身“水土不服”的思维冲击，把学到的技术、理念时刻结合实际，是很大的挑战。大部分人一辈子走不过来，一辈子变成抱怨者，总觉得什么不对，但自己不能够调整。从社会角度讲，社会自身能不能很快地、很好地提供包容和可吸收的环境，也表示社会自身文化开放的程度和国际化的程度。目前，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段。

　　就我自身来说，我是1984年去美国上学，当时富布莱特基金会赞助我的学习。当时和相对较早的同学一样，1984年我经历了第一次喝可口可乐，第一次吃汉堡包，第一次听Walkman的经历，当时还没有中国和美国直飞的飞机，得从北京飞到上海，上海飞到东京，东京再转机，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物质文明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们带来的冲击。这个冲击是非常深刻的，是终身难忘的，会给我们一下就带来“为什么”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在我们脑海中。

　　实际上，所有在国外上过学的人都一样，他们不断地比较，看到找到所谓的答案，变成他们基本的思维方式，不管什么问题，回到国内或者待在国外，遇到一个问题都会问“为什么中国是这样，而美国或国外是那样？”很多人说国外怎么怎么样，这已经变成了思维惯性。这对我们的思维带来很大的固化，现在要好一些。

　　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，我上大学是读《资本论》的，读小说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这样的思维方式，突然之间换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，或者经历了经济、技术、现实的巨大挑战和变动，就会遇到一些改革开放后的困惑。但这个困惑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也非常快。中国改革开放本身的实践、理论、国际化，中国和世界的融合、中国的发展，都是我们逐步会释怀和会接受的，因为社会是这么往前走地，道路有不同的路径，但是发展方向是有大趋势的。特别是前十年、二十年，即冷战结束以后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有很大的退步，苏联与东欧有很大变动，整个社会好像突然间一边倒，福山的“历史终结论”开始了，美国也来了“华盛顿共识”。当然，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最近福山所讲的新的内容，他已经转变很多了。但当时在思想方式上是给我们以冲击的，让我们觉得历史不会再进步了。要说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、社会体制，有个“华盛顿共识”，中国虽然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，也有“北京共识”，但是经济发展路径是比较清楚的。

　　我们都以为这条路就会这么走下去，都以为有世界大同之日，都以为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中国也会经历。应该说，在过去20-30年，我当时在大学学资本论时，它主要的理论基础是通过经济分析、通过剩余价值，分析到了最终的社会基础、资本和劳动力的矛盾、剥削、再分配，分析到了革命，以及最后的共产主义。但后来大家觉得，这样走下来好像社会生产效率不能提高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后来又改革开放。

　　在这样背景下，中国其实是在一个社会主义道路之下找到了中国特色，找到了改革，包括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所实施的政策。资本主义就被觉得是没落的、腐朽的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很大矛盾的，是不能够持续的。但后来它们也改了，改了股份制，改了工会，改了福利制度，改了很多制度，它也可以生存。大家以为有一条中间道路，中和了。这就来了普世价值，所谓从宗教信仰、哲学思考、社会制度、经济制度，一直到人口的教育、素质和国际贸易准则的大的世界经济格局。

　　然而，大约一年多、两年前，这些事情突然全变了，相信在国外读过书的人、看过国外情况的人、思考一些事情的人会发现事情全变了，变到什么程度？变到我们目瞪口呆，大惑不解。不光是我们，全球知识分子都是这样。这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，也是王辉耀副会长刚才提到的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

　　因为留学生有这些经历，你会感受到这样的情况。当时去读书，不太知道什么是MBA，中国也没有MBA，在美国都比较新。我就问同学，开玩笑说MBA怎么解释，他们说就是married but available，这是台湾的解释。上学的时候学会计，老是Accounting，从基础会计到advanced accounting。后来折旧的算法和马克思资本论是不一样的。马克思资本论认为折旧不是资本自身带来的一种成本，是劳动力价值所创造出来的，应该算剩余价值的一部分。后来我在算的过程中就把数算错了，老师就问我为什么这么算。我说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算的，他说“马克思主义听起来不错，但是不管用”。当时就惊讶怎么就不对呢。其实是他全讲错了。

　　事实上，今天受到的冲击比这个大多了。到目前为止这个冲击还在进行，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可能只会更加大、加重。现在的一个新词说是因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，也有人说是美国社会内部矛盾外部化来的，也有人说是因为选举，社交媒体，所谓精英阶层、知识分子误导了大家，导致矛盾开始了。

　　我刚到美国第一个月，1984年左右，当时埃塞俄比亚大饥荒，迈克尔·杰克逊等人就牵手唱歌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，唱“We are the world，we are the children”。当时觉得美国那么高尚，那种宏大，那种国际化，那种人道主义，很受震撼。今天突然之间就“American First”了，墨西哥墙建立起来，而且这变得这么自然，还这么多人支持。原来这些也是可以变的，我原来以为会不变的，而且可以变得很快，变得很自然，变得不留痕迹，变得这么理所当然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了。

　　第二就是，我上大学的第一个Case Study，就是MBA。那时候有耐克鞋，1984年耐克在美国已经没有生产，已经全球化了，当时的生产主要是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韩国。我们是把它作为非常成功的国际化模型来看待的，只把设计和市场留在美国，品牌在美国，形成全球供应链。既然到了今天，有人说要把它搬回美国才对，不能在外面生产，这彻底摧毁了我们对经济学、比较成本、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解。而且很多人支持，特朗普还有再当选的可能。

　　实际最让我们吃惊的是，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今天在国际上竟然没有人讲。比如收税对谁有利，收多少税，收税之后是不是就搬回美国去了？收税之后是谁付了多少税？这么基本的问题完全搞混，没有人说清楚，因为现在是谁嘴巴大就谁说。所以，让所有学经济学的人汗颜。但这个事情竟然就变成这样了。

　　再一个是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正好遇到一次里根总统的选举，我记得住的地方有个选举站，像过节一样，非常祥和。他们不是为了选举，而是来聊天的，聊很久，非常高兴、祥和，对经济政策非常清楚，当时里根就称为supply side，供给学派，就是减税，供给学派当选了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充满了敌意，充满攻击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完全是政党政治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说资本主义民主走到了尽头，为什么走到尽头？可能是制度不对，可能是民众教育程度不够，可以前不也是这些人吗？说美国人收入低了，我看美国人到今天还是住全球最大的房子，消耗最多的能源，开最大的汽车，吃最多的食物。这也是非常大的冲击。当然，从贸易战，走到技术战，产业，国家之间的争霸，还有制度、信仰、竞争，一路都有人在谈。

　　今天，我最后最想传达的一个信息是，我觉得，未来的竞争是民族的竞争，前面所有竞争都会归结于此。不管喜欢与否，它正在发生。从最早美国有个国务院官员，是黑人女性，叫凯润·斯金纳（Kiron Skinner），她就先说了一个：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U.S will have a great power competitor that is not Caucasian。她说这第一次不是白人之间的争斗了，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些反应。最近也有关于美国议员是否入境以色列的争议，特朗普说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。这对当时我印象中的美国来说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。我记得南非那时候有Anti-apartheid，种族歧视，还不是黑人政权，曼德拉还在监狱里。那时候我们学校门前就有一个糖果店，是个白人开的，是南非人。同学就在游行，围着糖果店在转，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说这个白人有种族歧视。这还不是在美国，是在南非进行游行。此外，当时学校里都有个program，是专门支持有色人种的。我记得班上有个黑人同学，七八年还未毕业，他不毕业就接着上，反正总有奖学金给他。当时对有色人种是这样的支持。那么今天完全不同，go back to where you are from。种族的问题会变得更严重。

　　我当然希望美国总统选举选完了，世界变太平了，但可能性不大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，刚才王辉耀副会长讲到的最早欧美同学会的成立者，他们当时的心态、他们当时的境界、他们当时的胸怀、他们当时对国家的感情，我们想起来非常汗颜，我们理解的也很浅，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责任。

　　就此来讲，欧美同学会的同学或者留学生同学，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，是必须认识到因为中国的位置变了，中国的国际竞争环境变了，我们的行为也应该随之改变。我们应该更直接、更主动、更深入地真正成为这个民族长远发展、民族自立、民族创新的支柱，最终使自己的民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力量。提高我们的境界，提高我们的能力，更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经济社会中，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同学们“留学没白学，回来有未来。”

　　谢谢大家。